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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个手炉，在武汉话里谐音“手禄”，寓意手捧福禄。它曾是过年送给读书人的好礼物，祝福捧禄在手、金榜题名。

　　一张在武汉长江大桥下雷锋同款打卡点拍摄的全家福，则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年俗。过年时一家人穿戴整齐，在标志性的地方合影留念，定格团圆。

　　春节将近，九派新闻·九派圆桌联合武汉SKP RENDEZ-VOUS书店举办线下活动，邀请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教授夏增民，与武汉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小华鄂小华，从这些承载年俗记忆的物件出发，聊聊武汉的年俗。

　　在鄂小华看来，武汉的年味恰恰在于没有自己专属的年味，这座城市像码头一样，容纳了天南地北的习俗。

　　“大家总调侃春晚老提包饺子，可这个习俗恰恰体现了团圆：谁和面、谁擀皮、谁调馅、一起包、一起煮……从下午忙到晚上，讲究的就是这个过程。团圆，就在这个过程里。”

　　在那个兄弟姐妹比较多的年代，不听话，或者提过分要求，父母不见得能满足。有时候看我们调皮，还会说我们几句。但过年我们就能吃好吃的，玩好玩的，穿新衣服，父母都希望我们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，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。所以年来了我们都很开心。

　　小时候的年，是我们个人的年。我看去年春晚武汉分会场，感受到的年，是属于盛世之下的中国人的年。

　　夏增民：过年这个传统大仪式，既是个人的记忆、家庭的故事，也连接着整个家国的共同叙事。

　　从个人和家庭层面看，我们只是在时间上过春节，关注“团圆”的主题。年三十，外地的孩子回家，大家吃一顿团圆饭。

　　团圆饭的真谛不在于那顿饭，而在于一家人团圆在一起、共同忙碌的过程。大家总调侃春晚老提包饺子，可这个习俗恰恰体现了团圆：谁和面、谁擀皮、谁调馅、一起包、一起煮、捞出来谁先吃谁后吃……从下午忙到晚上，讲究的就是这个过程。团圆，就在这个过程里。

　　所以从90年代开始，餐馆里兴起预定团圆饭，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。它把家庭里的一种和谐、一种亲情、一种年味，给稀释掉了。但没办法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人会做菜的，都嫌麻烦。

　　不过实事求是地说，古往今来，很多风俗都慢慢消失，但也会有新的风俗出来，这就是历史的过程。

　　当然也会有新民俗，那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。但我最担心的一点，就是现在越来越数字化、智能化，大家躺在家里头，躺平了。

　　但所有过年的风俗，讲究的就是“参与”二字，相对来说大家都不参与了，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段子，就一大屋子人坐在一起看手机。

　　九派圆桌：小时候爸妈带着我去拜年，常常在这个亲戚家住两天，在那个亲戚家又住几天。年俗或许就是关于团聚、关于一家人在一起的氛围。

　　夏增民：是的，我特别深的感触就在于，除了社会变迁，中国的家庭逐步小型化、家庭功能逐步弱化。

　　鄂小华：我从收藏的角度看，年味不是变淡了，可能是社会在发展，生活在进步。七八十年代，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没有手机，电话都很少。那时候的一个问候，基本上就是鸿雁传书。

　　夏增民：90年代我记忆非常深刻，新闻里还专门有个报道，“电话拜年成为新风俗”。

　　鄂小华：对，就像我们原来要互相问候，都不容易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，从汉口到武昌，如果不花一天时间亲自过去，写一封信估计也要三到五天，效率快了以后，两天。不像现在有手机，可以视频通话，同城快递，当天到达。

　　现在大家认为亲戚走动少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我相信大家血脉里还是相连的，更多是因为通讯发达了，物质丰富了，我们之间就不像原来那样为了赶一场亲戚，去别人家里住上几个晚上。现在住酒店也很方便，我们到亲戚朋友家里去，基本上就不想给人增加麻烦，

　　夏增民：因为社会变了，春节的风俗本来就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。而我们国家用几十年时间，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路，这是事实。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，快速过渡到了现代社会。

　　过去很多风俗，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了，包括放鞭炮这件事。以前我们住平房，放个二踢脚都没事。现在大家都住在高层、超高层，你住20楼，我住30楼，这还怎么放？

　　我个人是主张解禁的。既然居住空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我们能不能划出一些特定区域，比如在某个广场，或者郊区，让大家去那里集中燃放。

　　因为放鞭炮确实是有讲究的。比如在农村，它有驱邪的习俗，老一辈人在村里放、在门口放，甚至往衣柜里放，有个说法叫“崩穷”，意思是别人家放了鞭炮，把“穷气”崩走了，如果你不放，晦气可能就跑到你家来。所以大家一起放，也有一种共同的、仪式性的空间意义在里面。

　　鄂小华：首先是这个水仙花盆。武汉有首关于过年的童谣：天竺蜡梅配水仙，火炮儿白纸边，事后姑爷来拜年，大红钞票压岁钱。

　　以前过年，讲究的人家，会用天竺、蜡梅插瓶，再配上水仙，摆在一起，图个喜庆。

　　这个水仙好像是最早从意大利，传到荆州，再到襄阳，明清时期才到的今天的武汉。

　　水仙清丽脱俗，开的花瓣是纯白色的，显得很高雅，象征着一种精神境界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“凌波仙子”。

　　童谣里唱的“白纸边火炮儿”，指的就是放鞭炮。吃完年夜饭，小孩子最期待两件事：一是收红包，二就是放鞭炮。

　　有张1896年天津杨柳青的年画，画的正是一群孩子放鞭炮的场景。杨柳青年画在乾隆年间就是宫廷贡品了。画上有四个小孩，其中一个正点鞭炮，鞭炮一响，就叫“平地一声雷”。

　　这“平地一声雷”，除了刚才提到的驱邪之意外，还有另一层深意。古时候读书科举是头等大事，这句话就用来比喻喜报突然传来，比如科举高中，中了进士、状元，都好比一声惊雷，是大喜临门。

　　还有一个手炉。古时候没有空调、暖宝宝，太太小姐们就把炭火放在手炉里，捧在手上取暖。

　　这个取暖的物件，怎么跟过年联系在一起呢？我们中国人讲究谐音，比如“福禄寿”。“手炉”谐音“手捧福禄”。

　　手炉也适合送给读书人。腊月天寒，墨汁容易凝固，写毛笔字时磨不开。把手炉放在旁边慢慢烘着，墨化开了，就好下笔了。而且“炉”和“禄”发音近，送手炉也寓意着“被录取”、科举高中。

　　现场物件：杨柳青年画（左上）、手炉（中下）、水仙花盆（右下）。武汉SKP RENDEZ-VOUS供图

　　夏增民：过年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，这些年货老物件，恰恰反映了过去的年俗仪式。不管是给家里花瓶换花，还是送手炉，这些仪式都包含文化意义，不管是祝福健康长寿还是科举高中，里面都有吉祥的寓意。

　　刚才鄂馆长提到杨柳青。在我们还没有大规模现代化印刷厂的时候，中国有四大年画产地，一南一北最具代表性：北方是天津杨柳青，南方是苏州桃花坞，体现出南北两种风格。

　　杨柳青的年画风格比较清秀，你看画上这个大胖小子。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小孩脖子上挂的锁。那是因为以前医疗卫生条件差，新生儿死亡率高，挂个锁寓意“锁住”性命，保孩子平安。孩子手里还抱着鱼，象征“年年有余”。

　　讲到年画，武汉开埠很早，1861年，通过租界，外国的东西就传进来了。新的印刷技术来了后，年画的技术、风格、主题都有变化。大家看谍战剧也能看到那些民国的月份牌，贴的就不是传统内容，而是女性形象，有的女性还骑着自行车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年画形式又有了变化。农村常常看到，用几幅年画连起来，讲一个杨家将或者岳飞的故事，年画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起着教育作用。

　　不知道在座年纪稍长的朋友还有没有印象，八十年代中国特别流行挂历，其实它可以说是年画的一种演变。那时候逢年过节，单位经常会发，大家也互相赠送。再到后来，台历也普及了，其实它也是从年画、老黄历这些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，都是过去年货里挺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　　鄂小华：没错，就像以前的黄历，每年都要换。马上到小年，一个重要习俗就是送灶王爷上天，要把旧的灶王像烧掉。等到大年三十下午，再贴新的灶王爷像，这里面很有讲究。

　　夏增民：对，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，我们还要给他吃糖，把嘴糊上，让他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”。到大年三十再迎他回来。当然现在我们都讲科学了，这些习俗逐渐淡了，但其中蕴含的祈福的心意还在。

　　夏增民：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个新民俗，就是过年大家拍一张团圆的大合影。在武汉，最重要的地标就是长江大桥，这在过去是个非常好的取景点，雷锋有个照片就在那拍的。

　　鄂小华：是的。我对长江大桥也有很深的体会。我记得90年代坐火车到广州去，有一年回来，火车到了长江大桥前开始减速，同行的朋友感叹，一看到长江，我就觉得到家了。我想对于很多武汉游子来说，长江大桥就意味着家，是一种对武汉的精神依靠。

　　夏增民：我们现在拍照很容易，不在乎。你看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，都有互送照片的习惯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。

　　我们读唐诗，为什么写得那么情真意切？因为那时候的人，一分别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，甚至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。不像现在，你想他，就打个电话、开个视频，实在不行就跑过去见一见。所以过去的人要拍照、要赠照，意义也就在这儿。

　　鄂小华：讲到小年，北方一般是腊月二十三，南方多是腊月二十四。那武汉地处南北之间，到底哪天过呢？早在清朝和民国时期，武汉人过小年就很有讲究。

　　那时武昌官府衙门多，像总督府这些机关都在那边，所以官员们按“官三民四”的规矩，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这也算一种身份体现。

　　“官三民四”后其实还接了一个词“船家五”。武汉是码头城市，船夫和建筑工人，包括码头边唱戏的，都在25号过小年，因为前两天要给官民做事、表演。不同社会阶层在武汉都有自己的空间生活、过节。

　　九派圆桌：民国时期，武汉三镇的人如何跨年，那时的汉口人也去江汉关跨年吗？

　　夏增民：这个就有意思了，三十年代的时候，蒋介石政府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当时宋美龄搞了个新生活运动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移风易俗，把你的传统都去掉。

　　那几年中国第一次取消春节，不让过年。为什么呢，他们要“现代化”，因此公务员不能放假。但你城市里禁止了，农村里照样放鞭炮，城里商店照样开业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

　　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典故呢，就跟汉口租界有关。当时国民政府禁止过春节，那怎么办呢？租界不是外国人说了算吗？于是当时武汉就有个特殊现象，其他地方冷冷清清，租界里张灯结彩。

　　夏增民：对，这西方的东西进来后，传统的过年形式、内容主题发生了变化，重大节日的时候，到公共场合进行公共礼仪，这是西方传过来的。包括江汉关或者教堂，也敲钟。

　　中国传统过节大鱼大肉，租界里的外国人也过节，但喝红酒。甚至住租界里的中国人团年饭上吃西餐、面包。中西方传统就这样在武汉融合了。上海租界同理。

　　其实在清朝时，老百姓过年就和现在一样有拜年的习俗。这张贺片反映的，就是当时大年初一的“拜跑年”。意思是，在同一条巷子或街道里，长辈会在家等着左邻右舍来拜年，同时也会让家里的小孩或晚辈去别人家拜年。

　　听一些老先生说，“拜跑年”还有个作用，如果平日里有嫌隙的人，想和好又不好意思明说，就会趁大年初一到对方家门口，敲敲门、寒暄几句，再放些糖果。这样一来，往往也就一笑泯恩仇了。

　　在“拜跑年”里，还有一种形式叫“拜飞帖”。那时的一些大户或权贵人家，拜年的人太多，主人根本接待不过来。同样，有的人要拜访的对象也多，跑不过来，就会把名帖交给小孩，让孩子帮忙送到各家去。

　　那主人家怎么处理这些“飞帖”呢？他们通常会在门口挂个红袋子，叫“福袋”，或摆个红箱子，叫“福箱”。如果主人不在或没空接待，客人就把祝福或贺礼放进去，表示心意到了。

　　还有人干脆找块砖头或石头，把名帖压在大门口。权贵人家见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觉得吉祥，还会回赠些压岁钱。比如这张上就写着“节喜”，就是春节的赏钱，旁边标注“两元”，意思是你来拜年，我给你两块钱红包。这就是典型的“拜飞帖”。

　　这里还有一张民国三十年（大约1941年）的发票。汾酒就是如今黄鹤楼酒的前身。那时还是侵华日军占领武汉的时期，发票上金额是240万日元，可见当时通货膨胀。

　　鄂小华：武汉人的年夜饭上有一道菜叫“连中三元”，也叫“团团圆圆”。汤里煮三种圆子：肉圆子、鱼圆子、豆腐圆子，这个豆腐就谐音“都富”。

　　我记得有一年春节，我哥哥想孝敬下父母，和我一起做了个“笋丝炒肉“，结果被我奶奶训斥了一顿。后来才知道，在武汉，这道菜意思是拿着棍子要打你。而且“笋”通“审”，是审讯、吃官司的意思。“笋丝”还通“损失”，寓意也不好。

　　夏增民：是的，所以说我们春节民俗里非常大的一块，就是吃。我们中国传统节日到现在，很多内涵都没了，吃的内涵保留下来。过年吃啥，正月十五吃啥，五月初五吃啥，都有讲究。

　　刚刚鄂小华也讲到，中国人讲究“口彩”，武汉人过年吃不仅讲品类，还讲讨口彩。比如藕汤，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？除了好吃，藕很多孔，寓意四通八达、财运亨通。

　　鄂小华：我们武汉是座码头城市，包容性特别强。不然为什么叫“大汉口”呢？正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，始终能够兼容并蓄，包容所有外来的文化。

　　就拿年夜饭来说吧。我们一个小区里头住的人，其实天南海北都有，你可能会遇到南方人、北方人，还有来自西边省市的。很多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。

　　所以他们在过年习俗上，往往会保留自己地方或民族的特色。但到了武汉之后，经过多年的交流融合，每个人的特色既能有所保留，又不会显得特别突兀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过年的方式，没有固定的标准，却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。

　　武汉年味的最大特色，我觉得就是没有自己的年味，而是包罗万象。就像武汉的年夜饭，融合了“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”的所有地域特点。

　　夏增民：是的，武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，它立足于湖北的自然地理环境，同时又吸纳了非常多的外来因素。

　　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。据记载，从明朝中期开始，武汉这一带就有很多外地人，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来这里经商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又有很多北方人、像河南、湖南、江西等地的人来到武汉，加上这里作为华中地区的省级行政中心，人口结构进一步丰富。直到2000年以后，全国各地的人汇集于此，人口构成发生了更显著的变化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就形成了武汉风俗文化的一个特点：它既有一致性，又有丰富的多样性。

　　其实中国每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不太一样，正所谓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。

　　在武汉，过年团圆是大家共同的主题，同时每个家庭、每个群体又可以保留自己的一些特色与习惯，形成一个个鲜活的“子主题”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